陈翔鹤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1953年9月，中国作协成立了古典文学部，并决定办一个学术刊物。然而限于当时的条件，古典文学部无力单独出版刊物。恰好此时光明日报社正在考虑设立若干学术专刊，于是两家商定，共同创立一个专门用于发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果的专刊，名字叫《文学遗产》。著名作家、古典文学部副部长陈翔鹤被推举为专刊主编。次年3月1日《文学遗产》正式在光明日报上刊出。

陈翔鹤担任专刊主编长达十年，为推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为加强光明日报与读者的联系，为确立光明日报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繁荣学术普及知识雅俗共赏

建国之初，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广大学者和人民群众急切地盼望着用新的思想、方法和标准对祖国文学遗产进行重新认识、重新评价。陈翔鹤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发刊词》中写道：“运用科学的观点与方法，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对我们的文学遗产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同时也指出，“容许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并不要求每一篇文章都成为最后的结论。我们希望有些重要的问题，能够在这个刊物上展开活泼的自由论辩。”

在办刊实践中陈翔鹤非常注重科学理论对学术研究的指导作用。建国初期，乾嘉学派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仍有强大的影响力。考据对于古典文学研究来说显然是必要的，但绝非全部，也非主流，因为考据毕竟属于资料整理范畴，它无法代替对文学作品本身的探讨。陈翔鹤反复告诫编辑们，必须强调用新观点、新思想对作家作品进行深入评论，在具体处理版面时一定要体现出专刊以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为主的倾向，但同时也不能冷落长于考据的学者们，专刊也应适当刊登他们的文章。《文学遗产》的实践为开创新的学风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在陈翔鹤担任主编的十年中，《文学遗产》组织了一系列学术讨论，广泛涉及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例如如何辩证统一地批判和继承文学遗产？文学遗产是不是上层建筑？新的文学史如何编写？关于“中间作品”的评价及古代作品的社会意义等等。这些讨论不仅轰动了文学研究界，而且由于其中许多专家的文章精辟入理、深入浅出，吸引了众多其他行业的读者，从而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专刊一经推出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以至于刊登《文学遗产》的周日版光明日报不得不在原有印数之外再行加印，鉴于这种情况，报社决定破例允许读者单独订阅《文学遗产》专刊。一个学术刊物能够办得如此吸引人，让各界人士都爱看，实在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二、尊重专家提携后进

陈翔鹤十分注重发挥专家的作用，在他主编《文学遗产》的十年里，利用各种形式几乎把全国的古典文学工作者都发动起来为专刊工作。当时国内古典文学研究以及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几乎没有不曾与《文学遗产》发生过关系的。像余冠英、谭丕模、钟敬文、吴组缃、浦江清、游国恩、林庚、刘盼遂、王任叔、萧涤非、王季思、朱东润、唐圭璋等人就先后担任过专刊编委，既为专刊出谋划策，又积极为专刊撰文写稿。此外像郭沫若、茅盾、郑振铎、何其芳、李一氓、郭绍虞、罗根泽、夏承焘、俞平伯、陆侃如、冯沅君、冯至、吕淑湘、姜亮夫、刘大杰等名家都曾在专刊上发表过研究心得。

曾经是“浅草社”和“沉钟社”骨干成员的陈翔鹤，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已是知名作家，但他从不摆架子，待人热情诚恳。他主编《文学遗产》时已年过半百，但仍然经常登门拜访作者，不论年纪长幼，虚心地征求他们对改进刊物或对某个学术问题的意见。他还多次到大学生宿舍和青年作者亲切交谈，鼓励他们研究，指导他们写作。当年很多青年人都乐于和他接近。正是他这种敬业敬人的精神使得许多作者把为《文学遗产》写作看成义不容辞的责任。

毋庸置疑，对于繁荣学术、培养青年学术新秀、普及古典文学知识、传播科学研究方法、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提高民族文化素质，陈翔鹤与《文学遗产》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毛泽东爱看《文学遗产》

从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得知，《文学遗产》曾经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关注。

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逄先知回忆说：毛泽东每天必读《光明日报》“他最喜欢读的是有关哲学、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所以对《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哲学》、《史学》等专栏特别有兴趣。”“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里发表了《如何评价＜文赋＞》一文。作者对陆机《文赋》的价值和在文学批评史上的进步意义，作了比较充分的肯定，不同意相反的观点。毛泽东将此文批给一些同志看，并说这是“一篇好文章”。另一位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这样回忆道：“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刊登了一篇论柳宗元的文章。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对我们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均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专刊读得很细、很用心。